责编的话

龙子仲（本书责编）

        我不知道中医究竟应该何去何从！

        大约两年前，在北京见到吕嘉戈先生，聊起中医管理体制和管理制度的话题，在座者心里都有些忿忿。当时我曾约他，应该把这些问题编成一本书。否则，我们外行人光觉得中医现状存在着大问题，只从文化上去思考原因，说一些漫无边际的话，却不知道问题具体出在什么地方。——我一向觉得，宴谈文化本身其实是一件挺虚的事情，因为在文化观念实施成组织行为和个体行为的过程中，已经没有纯文化的东西了。是各种权和利的杂质，左右着这个过程……

        到今年元旦，收到吕先生的来信，说书编出来了，让我去北京取。我即去了一趟北京。取回来一看，可谓编得颇详实，而我也看得渐渐地有些义愤了。

        过年耽搁了半个月，过完年，拿到校样，又更仔细地看了一遍，这才觉得它其实是一本对很多问题的理解都有启发性的书。

        这里面展示的中医与资本、与观念、与制度、与科学文化之间的微妙关系，可以视为一个很典型的个案——一种传统如何在“现代性”的挤压下披枷戴锁、气喘吁吁、灵魂出窍的个案。这样观察起来，是很有趣的。

        比如说资本阴谋吧，其实由马列主义武装过的我们对它并不陌生。马克思毕生所做的工作，可以说就是揭露这种阴谋。但我们往往会忽略它的另一个层面的问题，那就是：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文化也是资本制造出来的，或者说，资本最大的制造其实是文化。而且这种制造，还能够产生这样的效果：它会使资本的吞噬变得更隐蔽、更文雅。我觉得，西方马克思主义后来探讨的一个主要命题其实就是这个。

        资本的文化制造成功之后，历史就开始变得吊诡了。

        这种吊诡体现在中医遭受的两次制度性的打击上。第一次发生在1929年初，民国政府通过“废止旧医案”。这事闹得沸沸扬扬，后来也有点不了了之。这里面有意思的是，它还有过一个跟语言有关的细节，那就是“旧医”这个名称的确立。当时对中医究竟该称为“国医”还是“旧医”，有过讨论。国粹派主张称“国医”；科学派主张称“旧医”。结果科学派占了上风。这一字之差，透出了很深的历史意味。——“旧”意味着它是不新的、过时的。因此也就是应该被否定的。把“过时”跟“否定”等同起来，这是20世纪中国观念中的一种基本迷信。这种基本迷信跟“祖宗之法不可变”的迷信只是在时间矢度上有所区分，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，其实都缺乏真正的科学精神。但是迷信泛滥开来，就一发不可收，发展到后来，就是极端化的所谓“破四旧”运动了，它们是一脉相连的。这种一脉相连，甚至超越了政权更替所带来的历史清算。

        于是，第二次打击就发生了。这是1951年，新中国的第一届卫生会议。那次会议的重要成果，就是完成了一套对中医的管理制度。今天回过头来仔细分析那套制度，可以看出，那样实施下去，中医是必死无疑的。因为那套管理制度一个最主要的核心就是：消灭“人”。——消灭什么人呢？就是要消灭以“中医”作为生存身份的人。这一手其实是非常高明的，因为在一手那么去做的时候，嘴巴里还可以高呼“要保护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遗产”，一点也不得罪人的样子。……可是，人没了，遗产搁哪儿呢？保护，其实是一种权力。有权力才会去保护。人没了，遗产没有了具体的产权归属者，那么实际的结果就是，没有人会去保护它。所以人的问题很重要。孔子当年就很明白这个道理，他在说完兴灭继绝之后，还专门加了一句“举逸民”。我看，中医最后恐怕也得弄到“举逸民”的地步不可。这事儿也挺吊诡的。

        中医混到这步田地，剩下的，也只好是一副花架子了。

        这就是这个个案给我的某种启发。

        我觉得这本书的不足之处，是对中医教育的问题涉及太少了。这其实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，它恰好涉及到“人的问题”。如果说，今天的大学教育大多在生产来料组装的产品的话，那么中医教育生产的也许就可以称作组装的伪劣产品。说它“伪劣”，是因为在很大程度上，它的学习模式出了问题，而它的学习内容本身也已经变味儿了。许多中医学院的教授自己就说：中医学院在培养中医的掘墓人。——这些资料我也是在这本书里看见的，可惜内容还是太少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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